刘鼎是“兵工泰斗，统战功臣”

刘鼎，四川南溪人，原名阚思俊，字尊民，曾用名阚泽民、甘作明、戴良等。1902年1月8日生于四川省南溪县一个小知识分子的家庭。他自幼喜好劳作，爱舞弄锯子、刨子、凿子等工具。他最心爱的玩具是一只破闹钟，反复拆装，乐此不疲。小学时对于图画、手工、算术、理化常识就很为爱好。中国共产党老一辈革命活动家，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，党内著名的军工与机械工业专家，我国军事工业的创始人和杰出领导人。1923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，1924年经孙炳文、朱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24年赴德国勤工俭学，任旅德青年团支部书记。1926年转赴苏联深造。1928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大学，1929年奉调回国。历任中共中央特科二科副科长，闽浙赣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，中国共产党驻东北军代表，延安摩托学校校长，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特科大队大队长兼政委，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，太行工业学校（现中北大学）首任校长，中央军委联访司令部军工局副局长，晋察冀军区军工局副局长，华北人民政府公营企业部副部长，在当时极其艰难困苦的情况下，组织领导工人制造枪炮，弹药，保障了人们军队的武器供给。建国后，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工业部副部长，第一、第二、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、总工程师，航空工业部常务副部长兼航空研究院院长。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，第五、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，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理事长、名誉理事长和中国兵工学会顾问。1986年7月25日在北京逝世，终年84岁。刘鼎同志对国的兵器工业的发展做出卓越的贡献，《人民日报》曾如此评价：“刘鼎同志是我国军工事业的创始者和主要奠基人，在军事工业和机械工业界享有很高的威望。他的功绩将永远载入我党我军的光荣史册。”

抗日战争爆发，国共两党实现了联合抗日。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挺进华北，深入敌后。1938年春，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进驻太行山区，开辟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。同年10月，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：“游击战争的军火接济是一个极重要问题，……每个游击战争根据地都必须尽量设法建立小的兵工厂，办到自制弹药、步枪、手榴弹等的程度，使游击战争无军火缺乏之虞”。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兵工，到1939年6月八路军总部成立军工部时，在刘鼎的努力下，已经组建了兵工厂7座。

1940年4月，经朱德总司令提名，刘鼎被任命为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。总部首长对他抱有殷切期望，亲切接见，并反复阐明自力更生、自制军火的极端重要性。刘鼎到军工部后，深入调查研究，根据中共中央坚持持久战、游击战的战略思想，结合太行山煤铁资源丰富，从实际出发、从全局出发，提出了一系列发展壮大太行山兵工生产的方案，并逐步实施。

针对太行地区三个枪厂生产的步枪规格不同、性能各异、零件不能互换，且生产效率低、质量差、成本高的问题，刘鼎到职后首先抓了步枪生产的标准化、制式化。他从我军常年山地作战的需要出发，组织技术人员和老工人刘贵福等反复研究，结合太行根据地设备、技术与物资供应条件，吸收国内外各种步枪的优点，提出了一种枪身短、刺刀长、重量轻、能与日军“三八式”步枪抗衡的新枪设计方案，并立即组织试制。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工作，一种自己设计制造的、制式化的新步枪诞生了。全枪重3．36公斤，口径7．9毫米，射击准确，刺刀锋利，且能自动弹出，枪体轻巧，外形美观。1940年8月1日，当刘鼎等背着新枪到总部汇报时，受到彭德怀、左权、刘伯承等总部首长的高度赞扬，定名为“八一式”步马枪。彭总当即责成军工部迅速组织批量生产。组织批量生产比设计试制更为困难，刘鼎组织技职人员与老工人设计制造了新枪的成套样板和检测工具，并反复培训工人，扭转手工作业、单件生产的旧习惯，终于将一大批来自农村的手工业工匠、青年战士和农民，培养成适应专业分工、使用样板生产的熟练工人，从而保证了整枪的质量，零件均可互换，并大大提高了产量。仅1940年下半年就生产了3300多支，八路军战士领到这种新枪都笑逐颜开，精神百倍。

百团大战后不久，刘鼎在彭总处了解到，八路军在阻击敌人发起的近距离冲锋时，常常遭到日军掷弹筒的轰击，难以发挥八路军的近战优势。彭总提出“敌人有掷弹筒，我们也必须有”的要求，要军工部考虑试制。

掷弹筒是日军步兵装备的一种单兵小型火炮，配以钢质炮弹，口径50毫米，射程500米以内，适于山地作战，具有一定的杀伤力。刘鼎组织军工部有关人员从原材料、加工条件、可能碰到的困难进行分析研究，认为太行兵工试制掷弹筒和弹是有可能的，但不能照搬，只能结合根据地资源进行改制。

太行兵工制造掷弹筒和弹必须解决两大难题：一是筒身与弹体原料；二是加工方法。刘鼎依靠群众力量和集体智慧，奇迹般地解决了这两大难题。掷弹筒筒身需要粗大钢材，根据地没有，就用从敌占区拆毁的铁路道轨来代替；而弹体需要量大，道轨难以为继，只能考虑用太行盛产的白口生铁为原料。加工问题，筒身内有来福线，需专用设备加工，根据地无此设备，经技术人员研究，将筒身改为滑膛结构，适当增加长度，以保证射击精度和距离。最困难的是解决弹体加工。白口生铁是农民用上法冶炼出来的，含碳量高，质硬而脆，在机床上无法加工。如何将白口生铁处理成能够加工的铸铁，这是解决掷弹筒弹生产必须解决的技术关键。刘鼎在柳沟铁厂组织了试验小组，派留学德国的冶金工程师陆达和技术工人孙兆熙相结合，把国外关于铸铁韧化处理的工艺与太行民间的烟火技术结合起来，经过多次反复试验，终于研制成功火焰反射加热炉。用这种加热炉对白口铸铁弹体进行焖火处理，弹体表面由硬而脆变成软而韧，可以进行车削加工。这一技术关键的突破使试制掷弹筒和弹的难题得以解决，1941年4月，太行兵工的第一批掷弹筒与弹试制成功，射程最远达到700米，实现了彭总“敌人有掷弹筒，我们也必须有”的要求。

从1941年5月起，太行军工部组织成批生产的掷弹筒和弹源源运往前线，八路军有了与日军抗衡的火力，经常打得日军措手不及、感到震惊。日军惊呼，八路军“在太行山上兴建了现代化兵工厂，拥有先进设备与外国专家”。

太行兵工的火、炸药制造是从黑色火药（硝、磺、木炭的混合物）开始的。1941年5月开始批量生产掷弹筒弹时，仍然沿用黑色火药，既作为炸药用，也作为发射药用，大大影响到弹的威力。彭总要求军工部，尽快研制无烟火药，以满足掷弹筒弹和复装枪弹之需。刘鼎虽学过爆破原理，但却不熟悉无烟火药的制造工艺，他只能走群众路线，向一些内行人请教，和他们共同研究，确定从试制硫酸入手。

硫酸是制造无烟火药的重要原料，被称为“火药之母”。正规的制造方法：一种是铅室法，需要大量铅板；一种是接触法，需用白金作触媒。太行根据地既无铅板，更缺白金，这两种方法都无法采用。经过技术人员和老工人的反复探索，根据铅室法原理，士洋结合．就地取材，利用老百姓盛水的陶制大缸，垒成蒸馏塔代替铅室，反复多次试验，1941年11月，试制硫酸终于获得成功。

在制造出硫酸的基础上，刘鼎继续组织军工部化学厂的职工，以硫酸、硝和棉花为原料，用大铁锅脱脂，陶瓷缸硝化，石磨碾棉粉，土坑做烘干机，木棒作辗压辊等土办法，终于试制出枪弹用发射药。这是太行兵工火药、炸药生产上的突破。到1944年，在晋察冀军工局派人协助下，太行军工部自己设计制造了无烟药打浆机、胶化机、辗片机、切片机等成套设备，从而开始了枪弹、炮弹两种无烟发射药的批量生产。

鉴于地雷、手榴弹构造简单，根据地能就地取材，广泛制造，1941年初，刘鼎根据中央军委“关于普遍设立炸弹制造厂、”的指示，向八路军总部建议每个军分区成立一个手榴弹厂，所需干部和技术骨干由军工部选派；地方政府以县为单位，组织地雷生产，军工部负责供应雷管，并帮助培训骨干，普及造雷技术，开展群众性爆破运动。彭总采纳了这个建议，并亲自在全区进行了动员。

1941年3月，军工部在武乡县温庄和黎城县东崖底村分别开办了地雷训练班，分期分批培训武委会主任和民兵队长。刘鼎和军工部技术干部讲授地雷制造和爆破知识，并编印了《地雷制造与使用法》、《各种地雷触发装置法》等小册子发给学员。依靠这些骨干，又在各地层层办训练班，在太行根据地掀起了一个“村村造地雷，户户有地雷”的爆破运动，炸得日军晕头转向，惶惶不安。那时，太行根据地的成年人儿乎人人都学会了制造地雷的技术，涌现出数以千计的造雷英雄。平顺县西沟村劳动英雄李顺达所在的互助组，在“反扫荡”斗争中，白天搞生产，月下造地雷。

除上述主要成就外，在刘鼎的领导下，太行军工部还研制生产了武工队专用短枪，从复装枪弹发展到制造全弹，生产实行定额管理等。据不完全统计：抗日战争时期，太行军工部共造枪9758支，修枪近万支，生产掷弹筒2500门，修炮约千门，复装和新制枪弹223万发，掷弹筒弹19．8万发，迫击炮弹3．8万发，手榴弹58万枚。此外，还协助地方生产手榴弹、地雷千万枚以上。广大兵工战士发扬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，用智慧和劳动，创造了连敌人也感到震惊的奇迹，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。刘鼎在军工部的四年，成为太行兵工的鼎盛时期。 1941.05 ～ 1943.09创办太行工业学校，该校是中北大学的前身，目前已经发展成为山西省重点综合类大学，为我国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，特别是国防科技人才。